平政院究竟审理过多少案件，未有定论。
因为宪法不是一般的法，宪法与一般法律相比，规定的是国体、政体、国家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等与国家治理最密切相关的事项，调整的是与国家治理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一论断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规划。这些行为显然是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而在我们忽视法治、轻视法治，甚至践踏法治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事业就停滞不前乃至倒退，党群关系就恶化，社会就出现乱象，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受到窒息。宪法既然在依法治国中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应怎样坚持和实现依宪治国呢？笔者认为，要坚持和实现依宪治国，其主要途径和措施有五： 其一，不断培养全体国民的宪法观念，特别是培养各级领导干部依宪治国的理念。宪法监督及违宪审查制度是保证宪法在治国理政中切实得到实施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保障。
这一论断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关系的两个层面——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于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权威、科学和明确的表述。当然，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并非我们的目的。在对中国宪法文本共识的讨论中，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与中国宪法的不同是一个争议的热点。
即使近年来比利时两大族群日渐疏远、比利时国家日渐空心化，正在向两个独立国家转变的分裂道路上越行越远，但是这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和平进行，并未出现其他国家常见的激烈动荡甚至内战。因此所谓共识，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不同的人对作为相同认识客体的客观世界相同的反映。[23]我们深知全能的神所创造的心灵是自由的。希望通过对宪法的宣传和学习，将对宪法文本价值共识转化成社会价值共识，然后再利用社会价值共识反过来约束和影响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设计和运作，这将是一种本身违反了宪法价值要求、本末倒置的宪法实施设想。
出于对战后西德民主制度重建的不自信，为了保卫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法》条文规定了某些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限制，当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使者突破这些限制时，将会面临被剥夺基本权利、取缔社团或取缔政党三种宪法惩罚措施。有时对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虽然对宪法文本的解读中没有共识，在实践中却可以产生另一种共识。
当前文肯定了国家权力配置机制在宪法共识中的核心位置后，本文不可再回避这一问题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其内涵定义为： 对在基本法中得到具体阐明的对人类权利的尊重，尤其是以生命和自由发展为对象的人格权。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地位的规定，又可以成为讨论中国宪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接受的起点。
[34]对此亨廷顿在关于制度与权力的关系上有一个类似的论断，他认为权力并不是什么扔在议会大厅地板上或总统府里等着人们抢夺的东西。而且后三条原则传达出的价值本身不可以认为是宪法的本体性价值，相反，只是为了实现更高的宪法价值目标，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类尊严的手段。[10] 从该定义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保护人权、人民主权、分权、责任政府、行政法治、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七项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等级关系的基本原则。孙笑侠：宪政的共识与可能，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
这一做法将在理论上挑战人民主权和表达自由原则，在实践中也会引起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的问题，并且最终招致人民对这种实体化后的宪法道德的厌弃。实践中的共识本身需要人们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验甚至试错来达成。
以欧美国家宪法中较为年轻的《德国基本法》为例，它规定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对该秩序的攻击有可能会引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7]取缔社团[8]或取缔政党[9]的严重宪法后果，因此自然属于德国宪法秩序核心内容。四、中国宪法文本如何在共识意义上成为宪法改革的起点 中国宪法文本有关宪法价值目标、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规定在实践中仅仅得到了有限实施的情况，实践中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与宪法文本规定的冲突，这都决定了宪法改革的需要。
共识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是指共同的认识，[1]《现代汉语词典》对认识一词的解释是：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但是基于一个成功运作的宪法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不同的社群在整个国家层面和社群内部都有充分的自决权，国家政治同样保持了稳定、宪法同样得到了忠实的实施。正是因为宪法在这些超越性道德问题上的无为而治、对社会成员各自解读自由的保护才换来了人民的尊重和珍惜。因而宪法实施第一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在该机制的运作中观察宪法的各项价值目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然后再对国家权力机制进行微调或全面改革。正是因为该热点的存在，欧美国家宪法规范体系实际上反而成为了不同论者争论的参照标准，即使那些高度强调中国宪法文本规定与实施中的中国特色的论者，也倾向于利用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来作为判断中国特色的标准。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当这些理论上的难题成为了现实中的具体纠纷时，因为这种纯粹理论讨论中的众说纷纭往往无力给出一个令现实中具体争议中的各方都信服的答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依靠理论中的推演和论说，更需要一个在规范和现实中同时具有权威的机关，在不同的价值、原则间进行权衡取舍，对具体的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从这种歧义状态中就会对宪法共识一词产生两种可能的解释：对宪法文本的共识和对宪法实施的共识。
对党内各种活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在2013年年底甚至对党内立法活动本身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当对宪法文本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解读本身就不存在共识时，由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是从文本上的宪法到现实中的宪法的关键环节，这将决定这种调整的需要更加强烈。
它虽然提及了一个内涵不确定的认识的客体，但是却没有指明认识的主体，前文的讨论回避了这一问题。在宪法实施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运作又以在实践中实现各种宪法文本价值目标为目的。
加拿大在1867年取得独立地位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具有宪法地位的权利宪章。[20] 其次，宪法是一部法律而不是宗教文件，它处理的不是一些超越性的道德问题，而是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分配，是一部需要依靠有效的实践而不是虔诚的信仰来维护其权威的法律文件这一情况的存在，反而说明了对宪法文本的共识与对宪法实施的共识分别独立存在的可能。以欧美国家宪法中较为年轻的《德国基本法》为例，它规定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对该秩序的攻击有可能会引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7]取缔社团[8]或取缔政党[9]的严重宪法后果，因此自然属于德国宪法秩序核心内容。
对于责任政府与行政法治是否已经是在中国宪法实施实现了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而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否正有效地保护着中国公民的人权，最终实现人民主权，不同的评判者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多党制原则和所有政党的机会平等，其中包括根据宪法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反对派的权利。
张千帆：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10] 从该定义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保护人权、人民主权、分权、责任政府、行政法治、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七项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等级关系的基本原则。
从宪法文本规定的规范逻辑而言，宪法文本价值目标是宪法文本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设计出发点。孙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宪政共识已经形成，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要将这种已经获得共识的宪法制度转变成宪法等到实施后的宪法秩序。
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144. 程迈，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因此，在宪法实施中，对宪法的共识应当主要着眼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19]有的作者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宪法共识一词。换言之，该宪法条款的实施限制在了政治领域，没有进入到国家法律的层面，表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对社会道德问题的自我克制态度。
实践中的共识并不是被哪位智者藏匿在政府大楼里的治国宝典，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实施。只有具有了这种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从文本到实施的共识，宪法才能真正地实施，存在于宪法文本解读中的宪法价值共识才能真正转化成实践中对宪法价值的实现。
本文感谢在年会的讨论中王广辉、管光、莫纪宏、上官丕亮、张千帆这几位老师对本文的批评意见，根据这些批评意见，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显然，张先生的宪政共识重点更多地置于了国家制度设计之上。
[16]中国宪法第3条：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32]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已提出过要向宪法学习党内民主的思想，[33]这都说明从现行中国宪法出发进行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改革，将更易于获得共识并推行。